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又稱義和拳、義和團事件、庚子事變，或貶稱為「拳匪」、「拳亂」、「庚子拳亂」等，是19世紀末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針對西方在華人士包括在華傳教士及中國基督徒所進行大規模群眾暴力運動。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死亡（根據教會方面的統計）；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1]，難以統計（單北京死於義和團手下的有十數萬人）；死亡的義和團拳民、義和團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國人也不計其數，數量未有統計。義和團進據北京時也有姦淫據掠的劣跡。義和團事件通常與八國聯軍攻打北京這兩件事合在一起。 義和團的參與者被稱為「拳民」。義和拳本來是長期流行在山東、直隸（今河北）一帶的民間秘密會社，清人有人認為與白蓮教等傳統民間秘密團體有關，這一觀點為現今大多數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認為義和團源於一種勤王的民團組織。他們利用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方法秘密聚眾，稱為「義和拳」，其中摻雜有大量教授信眾「刀槍不入」的愚昧成分。最初義和拳同當時清朝大部份黑社會一樣，反對滿族統治，以「反清復明」為口號，遭到鎮壓。隨著中國近代史形勢的發展，以帝國主義侵略為先導的西方勢力的衝突代替華夷之辯滿漢之爭成為主要歷史矛盾，義和團開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為「虎神營」，口號也改為「扶清滅洋」 （1898年由趙三多首次提出）。



教案

主條目：教案

教案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國境內牽涉基督宗教教會的社會事件(常引起爭訟、暴力甚或演變為外交事件)。義和拳活動主要集中在中國華北的山東和河北，正是教案頻仍的地區，義和拳活動與教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被迫在1895年簽署馬關條約，顯示了之前的洋務運動失敗，再次引起歐洲列強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國的歐洲強國，對清政府提出無理要求，並要求准許修建鐵路和採礦。1897年11月，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能方濟（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衝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國立即作出了反應，乘機出兵佔據了膠州灣和膠澳（今青島）。德皇更對其艦隊訓言，謂：「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接下來的一個月，俄軍進駐了遼陽南方的旅順，英國和法國之後分別派兵佔領威海和廣州灣（現在廣東湛江）。

外國的進佔，更激發起山東各地的排外情緒。1898年3月，拳民活動在山東加劇。1899年，捐官出身的漢裔旗人毓賢出任山東巡撫，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對義和拳採用撫的辦法，將其招安納入民團。於是義和拳成了「義和團」，而口號亦由「反清復明」改成「扶清滅洋」。義和團四處燒教會、殺教士；抵制所有外國事物和之前失敗的「洋務運動」。在義和團的積極排外下，外國人被稱為「大毛子」，一律殺無赦。中國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稱為「二毛子」；其他通洋學、懂洋語、以至用洋貨者，被稱「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輕則被毆辱搶劫，重則可能有殺身之禍。時人記載：「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繫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顧以為樂；一僕自言相從多年，主人並非二毛，亦為所殺，獨一馬夫倖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義和團傳單抄本，聲稱乾旱是因為教堂遮蔽天空，外國人俱是亂倫所生，並以藍眼睛為證；滅洋的方法除了練拳外，就是拆鐵路，拔電線桿。
義和團傳單抄本，聲稱乾旱是因為教堂遮蔽天空，外國人俱是亂倫所生，並以藍眼睛為證；滅洋的方法除了練拳外，就是拆鐵路，拔電線桿。
“

其一
神助拳　義和團　只因鬼子鬧中原
勸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無倫　女行姦　鬼孩俱是子母產
如不信　仔細觀　鬼子眼珠俱發藍
天無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發怒　仙發怒　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　非白蓮　念咒語　法真言
升黃表　敬香煙　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著人體把拳傳
兵法藝　都學全　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道　拔線桿　緊急毀壞大輪船
大法國　心膽寒　英美德俄盡消然
洋鬼子　盡除完　大清一統靖江山
詩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體仙人藝　定滅洋人一掃平
”

──右傳雲山東聖府抄傳

教案頻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治外法權凌駕中國法律
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被准許在中國傳教和成立教會。在治外法權之下，不單教會的西方神職人員不受清政府管轄，一般中國信徒也常獲教會庇護。地方上，基督教教會每每因為文化、風俗差異等等各種原因，與地方民眾發生衝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壓當地民眾，而地方政府卻往往因為懼於教會的治外法權，不欲與洋人作對而未能持公處理，造成教案。
仇外心態
清末華北地方經濟破產，傳統社會綱紀解體；在轉變的時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會社紛起。總之，教會、教眾和洋人、洋貨，成為了仇視的對象。
謠言
當時社會有許多詆譭西方人的謠言，如說洋人醫院挖小孩眼睛製迷藥、神父用特製器具吸男童陽精等等，而一般中國百姓一向迷信這類傳言，從而人人自危，對西方人及中國教友恨之入骨。
守舊勢力煽動
教會除了傳教之外也興醫辦學、提倡破除陋習（如纏足納妾）、傳播新思想（如憲政、民主），與維新運動一樣不可避免會引起守舊勢力的仇恨。

1899年冬，山東肥城發生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卜克斯被殺案件，在西方各國連續抗議後，毓賢被清廷免職。新任巡撫袁世凱帶領北洋新軍在山東大力鎮壓義和團。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他在後來的任期內先後親自下令誘殺、捕殺了超過150名傳教士和他們的家眷，參見中華書局1983年版《中國近代史》）。戊戌政變後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對西方反對她廢黜光緒感到十分不滿。

1900年1月，慈禧不顧西方外交人員的抗議，發佈維護義和團的詔令。直隸總督裕祿於是由本來剿滅義和團，轉變成扶助義和團。除了向團民發放餉銀外，裕祿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大師兄到天津開壇聚眾。於是山東的拳民湧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殺清軍、並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桿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萬名拳民佔據。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結果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6月9日，慈禧調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城，駐紮在天壇和先農壇附近。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

6月10日，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義和團拳民於同時開始大舉入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

6月11日，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Edward Seymour)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鬥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被清政府及義和團認為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並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燬孝順衚衕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衚衕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衚衕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佔據）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6月16日，前門一帶約千家(一說四千家)商舖因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2]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和甘軍也肆意姦殺婦女，不計其數[3]。除了屠殺姦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倖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徐桐(時年八十)[12]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3]。

各地屠殺基督徒事件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甚至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統計，共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巡撫衙門前，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義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在直隸（河北），由於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頑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兩神甫，不分男女老幼，盡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倖存。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在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發生了集體屠殺事件。湖南衡州和陝西，也發生主教神甫被殺事件。在山東、河南，教堂被毀者佔十之七八。

主條目：八國聯軍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被剛調入京的清兵甘軍所殺。

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6月16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後，亦曾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不料到了翌日（6月17日）收到洋人出兵的同時還要求她歸政於光緒的虛假情報[3]。於是慈禧態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釀成戰爭的導火線。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英、美、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

6月25日，清廷當權派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弒光緒，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3]。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北京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全權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負責指揮抵抗。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義大利及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反抗拳亂的中國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聯軍的指揮官是英國軍人Gaselee。就在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之前，聯軍早於6月17日攻佔大沽口炮台。

7月14日，聯軍佔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後自殺。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許景澄及袁昶被清廷處死。

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及徐用儀。

8月14日凌晨，聯軍來到北京城外，經兩天的激戰，到8月15日逐步攻佔了北京各城門，隨即與清軍在京城各處展開巷戰。

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佔領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後立即倉皇離開，逃到西安。
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
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

在美國的歷史記載裡，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德軍在北京陷落之後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德皇威廉二世7月2日發佈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四處擄掠，而備受批評。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奴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俄國除了與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二十餘萬人進佔中國東北。北路俄軍8月攻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佔領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佔據營口，10月佔領瀋陽，10月6日兩軍會師，佔據了東北全境。

主條目：辛丑條約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清廷發佈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中外勢力的聯合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1900年10月，李鴻章抵達北京，向八個佔領國展開談判。當中俄國志在另約取得中國的東北；德、法、日、義皆有瓜分中國領土的想法；但英、美則以商業為重，希望保持在華的貿易利益，對俄國的擴張存有戒心，故此反對各國的領土要求。李鴻章從國際法上，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事件是外國派兵來華助剿叛亂。故此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最後達成的《辛丑條約》的正式名稱，亦只是一個中國與十一國之間的賠償協定（Settlement Protocol），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Peace Treaties）。至今，西方國家仍然以「拳民暴亂」（Boxer Rebellion），來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1901年6 月11日，清廷下詔，停止外僑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個城鎮文武考試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大寧縣、河津縣、岳陽縣、朔平府、文水縣、壽陽縣、平陽府、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隰州、蒲縣、絳州、歸化城、綏遠城；河南省南陽府、河內縣、鄭州、光州、陳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隸省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濼平縣；東三省盛京、甲子廠、連山、於慶街、北林子、呼蘭城；陝西省寧羌州；江西省鄱陽縣；湖南省衡州府。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簽署《辛丑條約》。中國雖然免於領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國給予總計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史稱「庚子賠款」，由關稅及鹽稅中扣付。這個數目的意味著要向每個中國人懲罰一兩白銀。賠款的總值按當時銀價，約為3億330萬美元。這筆賠款金額過於龐大，後來美國改變策略，主動退還了部分賠款，應付賠款2444萬，美國將當時尚未付足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幫助中國建立海外留學教育系統以培養親美勢力。最初稱為「清華學堂」，為留美預備學校，即後來清華大學的基礎，成為後來中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之一。英國後來也退還了部分賠款。

影響

在中國公眾看來，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徑愚眛，在聯軍勢力前備受羞辱，一再顯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敗與無能，其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違抗中央命令，事後沒有受罰反而得到褒獎。各地方開始被容許出現不同於中央的政治意願，自始中央集權開始解體。十年後，公眾對清政府的反感達到了頂點。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各省再次違抗清室，宣佈獨立。最終清朝滅亡，民國始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一直影響整個民國政局。

義和拳運動雖然當時被西方認為是一場扶清的排外運動，但其也確實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能力。其後繼續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與及她的繼承人也認識到無論先前的態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滅亡，中國勢必進行改革。在此以後至1912年清朝覆亡以前實行了多種新政，但始終無法扭轉形勢。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

八國聯軍中德俄兩軍被普遍認為在鎮壓義和拳暴亂中最為野蠻兇悍，而且軍紀較差，而美日軍隊被認為「嚴守紀律，不擾居民」。德軍因其兇悍被冠以綽號為「匈奴」。

評價

民族意識覺醒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觀點認為，義和團運動標誌著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濫觴。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于棟成所發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台灣，強迫開放膠州，而現在又想來瓜分中國。』由這段布告看來，義和團的興起雖然最初發生於幻想，但很明顯的還是民族精神的覺醒。」 美國駐華特使柔克義致海約翰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為，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所顯示出的熱情和能量使八國聯軍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將軍感慨萬端：「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英國哲學家羅素也在《中國問題》中說，一旦怯弱溫和的中國人的熱情被激發，也可能變成世上最輕率的賭徒。而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上的評價顯然帶有毛澤東的個人色彩：義和團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失敗證明，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就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

中共認為，清末的義和團運動以及民國的反廿一條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三大群衆性民族主義運動，其中五四運動主要為反帝國主義政治主權侵略，而義和團運動和五卅運動則是反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侵略的運動，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深遠。

愚昧與殘暴

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無辜的中國人（數量遠超過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針對對象從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謂十毛），無法無天，除屠殺外，也姦淫據掠，其不人道處比八國聯軍更甚，不論以中外的傳統道德觀點來看、義和團的行為實屬野蠻殘暴。如據當時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剉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梵蒂岡「封聖」事件中（名單系由台灣教團推薦）[來源請求]，大多數被「封聖」的聖徒是義和團運動中的「殉道者」，但在中國方面看來則視其為帝國主義的幫凶，這也凸現了教廷方面與中國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 事後梵蒂岡教宗曾為封聖日與中共十一國慶撞期而道歉，但無意改變封聖的決定。

宗教戰爭

哲學家唐君毅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間道教與西方基督教之間的宗教戰爭。他說：「與近代中國文化問題，及西方經濟、政治、宗教之力量之傳入，密切相關之大事件，一為太平天國之亂，一為義和團之變。如果要在中國史上找宗教戰爭，則此二者在一義上，亦可說是宗教戰爭。太平天國，可說是變相的基督教與儒教之戰爭。而義和團則是民間的道教與基督教之戰爭。當然太平天國與義和團之事件，其產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國是要排滿，義和團是要滅洋。但在口號標語上說，太平天國明是打著上帝的旗幟，而義和團之口號，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著中國道教諸神的旗幟。此中不能說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衝突的問題在內。因而亦可說為一宗教戰爭。如西方之宗教戰爭，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經濟的原因，而不失其為宗教戰爭。此二次宗教戰爭，第一次中國之儒教勝了，第二次中國之道教敗了，連整個中國亦敗在西方國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傳教事業，更日益在下層社會，進行無阻。」[16]

權力鬥爭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權力鬥爭。唐德剛將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而將剛毅比作林彪，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勛四兄弟比作四人幫。載氏四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后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帝等帝黨。

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本擬廢光緒立載漪之子大阿哥溥儁為帝，但遭到西方列強反對，因此，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極為仇恨。在多次御前會議上，他們當眾羞辱光緒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緒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慾弒光緒，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雖保住了光緒的命，卻也忌他們幾分，無法控制他們。董福祥的甘軍殺了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後，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載漪面斥，欲下旨懲辦，但董福祥以甘軍嘩變來要脅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罷。

而其時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將義和團當成陞官發財的好機會，「士大夫諂諛干進者，又以義和拳為奇貨」。如御史徐道焜上書：「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陳嘉稱自己「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當時的報紙評論說：「推本言之，有守舊，而後有訓政，有訓政，而後有廢立，有廢立，而後有排外。」「義和拳者，非國事之戰爭，乃黨禍之戰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