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家世渊源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許，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读多年，终于在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1823年2月15日（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
丈夫隻手把吴鉤，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1]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2]；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戎馬功勞
咸豐元年（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 只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跃进到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朝卖命；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豐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皇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其後皖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翁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一戰，一敗塗地[3]。
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僱傭軍（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總督直隸及洋務運動
李鴻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終於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後又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條目#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清季籌辦北洋艦隊
創辦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 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4]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 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天津機器局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5]，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6]“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7]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民，可以筹运”。
1866 年 10 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轮船招商局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8]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9]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10]）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電報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等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參與。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时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1900年八國聯軍進圖京畿之際，李鴻章與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等督撫協議東南互保，甚至與革命黨人接觸，試探帝后兩宮萬一罹難後之可能政局；帝后抵達西安的消息傳出後，共和之議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願北上收拾殘局的李鴻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鴻章到京，全無談判籌碼，在各國嚴厲要求之下，經多番請示行在，終於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丑和約；李鴻章心力交瘁，簽約不久便即去世。据傳李鴻章重病彌留之際，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於清國利權的條款之上簽字，景況堪憐。
身後哀荣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銀五千兩治喪。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祠
據傳李鴻章谢世时留下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但因其家产被分，无法确定具体数目。
著作
* 吳汝綸編有《李文忠公全集》。
* 2007年顧廷龍、戴逸主編的《李鴻章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评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為不平等条约。李鸿章作为签订者，長期被称为“卖国贼”，此說在國內猶為盛行。怛近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对這位備受爭議的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正面的，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16]，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清史稿· 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國父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 “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价是：知大勢，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价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价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优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國前總統格蘭(U.S.Grant)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法國總統，德國首相俾斯麥齊名。
李鴻章的外交，翁同龢的內政，深為清末所不滿，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對聯，上聯詠李，下聯詠翁:
司農常熟世間荒
宰相合肥天下瘦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京城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
李二先生是漢奸
楊三已死無蘇醜
近代史學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乡)认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17]
李鸿章遇刺事件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到。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鴻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李鸿章照X光
1896年6月13日，李鴻章赴德访问，在德国医生建议下，李鴻章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入其头骨时（李遇刺后子弹因手术风险高而没有取出），李鴻章对此大感兴趣，并为这种新技术取名为“照骨术”。李鴻章也成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人。
后代
李鸿章有三个儿子：李经方（实为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過繼給鸿章）、李经述、李经迈。婿張佩綸之孫女即為近代著名作家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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