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

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淮軍亦蒙受重創。战争中，李鴻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11]。在陆地上，清军武器装备并不弱于日军，平壤一战，當時駐守的清軍三十五營共一萬七千人，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人数也相当。左宝贵知道叶志超贪生怕死，所以以下犯上派人监视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日本聯合艦隊於黃海擊潰清朝北洋水師浮世繪畫師小林清親、井上吉次郎繪
日本聯合艦隊於黃海擊潰清朝北洋水師
浮世繪畫師小林清親、井上吉次郎繪

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次遭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也无发射鱼雷打击日舰的战绩。傳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雖實際狀況是，日本的海軍指揮原先也只是陸軍軍官，因此雙方實際指揮皆為「副帥」——劉步蟾與東鄉平八郎兩位海軍軍官，而未用爆炸彈的原因是，當時並未攜帶足夠爆炸彈）。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但經史學家唐德剛的查證，麥氏不過是個拖船駕駛）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12]。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13]。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猜测：“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如果考虑到上面所提到的库存弹药可能是因为无法使用而搁置的，则丁汝昌责任就较小，但李鴻章的责任并无减轻。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軍需供應的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給海軍的彈药不合格。梁啟超为此評論說：“槍或苦窳，彈或贗物，槍不對彈，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之人廉明，誰能信之？”在黃海海戰前半個月李鴻章上書光緒帝要求「保艦」的祕折上陳述中日軍事實力時，寫道：「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僅定遠、鎮遠兩艘』……」，另外他致電驻英公使龔照瑗「急速搶購四千噸以上的大型巡洋艦」與「搶購智利鐵甲艦兩艘」，顯示出了焦慮。但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和以前的说法矛盾。

時人認為李鴻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是无可推托的[14]。戰敗後在各方指責之下，原本紅極一時，堪稱疆臣首領的李鴻章，亦從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

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日，破格賞予李鴻章漢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滿族貝子或以上貴族獨有，曾國藩亦只獲授雙眼花翎)。甲午兵敗后，李鴻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奪。不久，李氏受命赴日本講和，在赴馬關前向朝廷要求而再獲三眼花翎。

馬關交涉期間遇刺負傷，最後訂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並賠償二萬萬兩白銀，因此背上卖国罪名[15]。

传说李鴻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於1896年环游诸国，出訪俄國、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1]，所到之處皆受當地元首接待。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戰敗簽約，在輿論指責下，李鴻章調離直督要缺，改督兩廣。

甲午戰敗，李鴻章引為奇恥，乃力主拉攏俄國共同對付日本，結果產生《中俄密約》，於中國利權做出相當程度的犧牲。沙皇东宫档案资料证明，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鴻章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李鴻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25万卢布。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evich Ouchtomsky，1861-1921）的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 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李鸿章收受此贿之时，中国的普通百姓正在为李鴻章签订的《馬關條約》买那二万万两白银的单。但對于這种說法學者袁偉時并不同意，他認為：祝賀俄皇加冕和出訪歐美各國是李鴻章馬關簽約后投閑置散生活的結束，標志著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可是，朝野中有不少人盯著他，一有差錯，不少人愿將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有沒有可能為盧布而出賣自己一生的名節和前途呢？此外，300万盧布不是一個小數目，李鴻章要把這筆巨款放進自己的袋子，不能不留下若干痕跡，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有此方面的記錄。而且，條約最后也是清政府批准的。

李鴻章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淮軍創始人和统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生平简介

家世渊源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許，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读多年，终于在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1823年2月15日（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

丈夫隻手把吴鉤，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1]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2]；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戎馬功勞

咸豐元年（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 只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跃进到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朝卖命；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豐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皇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其後皖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翁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一戰，一敗塗地[3]。

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僱傭軍（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總督直隸及洋務運動

李鴻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終於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後又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條目#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清季籌辦北洋艦隊

創辦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 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4]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 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天津機器局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5]，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6]“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7]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民，可以筹运”。

1866 年 10 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轮船招商局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8]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9]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10]）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電報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等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參與。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时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1900年八國聯軍進圖京畿之際，李鴻章與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等督撫協議東南互保，甚至與革命黨人接觸，試探帝后兩宮萬一罹難後之可能政局；帝后抵達西安的消息傳出後，共和之議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願北上收拾殘局的李鴻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鴻章到京，全無談判籌碼，在各國嚴厲要求之下，經多番請示行在，終於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丑和約；李鴻章心力交瘁，簽約不久便即去世。据傳李鴻章重病彌留之際，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於清國利權的條款之上簽字，景況堪憐。

身後哀荣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銀五千兩治喪。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祠

據傳李鴻章谢世时留下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但因其家产被分，无法确定具体数目。

著作

* 吳汝綸編有《李文忠公全集》。
* 2007年顧廷龍、戴逸主編的《李鴻章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评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為不平等条约。李鸿章作为签订者，長期被称为“卖国贼”，此說在國內猶為盛行。怛近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对這位備受爭議的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正面的，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16]，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清史稿· 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國父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 “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价是：知大勢，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价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价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优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國前總統格蘭(U.S.Grant)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法國總統，德國首相俾斯麥齊名。

李鴻章的外交，翁同龢的內政，深為清末所不滿，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對聯，上聯詠李，下聯詠翁:
司農常熟世間荒　

宰相合肥天下瘦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京城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
李二先生是漢奸　

楊三已死無蘇醜　


近代史學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乡)认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17]

李鸿章遇刺事件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到。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鴻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李鸿章照X光

1896年6月13日，李鴻章赴德访问，在德国医生建议下，李鴻章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入其头骨时（李遇刺后子弹因手术风险高而没有取出），李鴻章对此大感兴趣，并为这种新技术取名为“照骨术”。李鴻章也成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人。

后代

李鸿章有三个儿子：李经方（实为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過繼給鸿章）、李经述、李经迈。婿張佩綸之孫女即為近代著名作家張愛玲。

八國聯軍

八國聯軍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軍事行動進入清朝中國的英、法、德、美、日、俄、義、奧的八國聯合軍隊。開始時總人數約3萬人，後來增至約5萬人。此事件最後以清軍戰敗，聯軍佔領首都北京，清政府逃往陝西西安，談和後清政府付出龐大賠款為終。

起因

慈禧太后憎恨洋人

1898年，光緒帝任用康有為、梁啟超等推行戊戌變法，因與保守派對立而失敗。慈禧鎮壓維新運動，軟禁光緒帝於瀛台。各國同情維新派，協助康有為、梁啟超逃離中國，而慈禧欲廢黜光緒帝，但因遭各國反對而不敢付諸行動，令她懷恨在心。加上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紛紛租借港灣和劃分勢力範圍，也增長了慈禧的仇外情緒。

義和團亂事

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最初以「反清復明」為口號，後來因不滿外國侵略，轉而排外，並改稱義和團，口號改為「扶清滅洋」，「刀槍不入」的宣傳改為「槍砲不傷」。義和團受到山東巡撫毓賢的綏撫，將其招安納入團。於是義和拳成了合法組織義和團，並授「毓」字旗。毓賢縱容拳民燒教堂，殺教士；教士求保，毓賢置之不理。列強怨聲連連，清廷迫於壓力，於是將毓賢撤職。以袁世凱接任山東巡撫，嚴加征剿，團民難以立足，其中部分人轉往直隸。

當時，慈禧信任閉塞愚昧的守舊派的大臣，竟聽信毓賢之言，相信團民能「槍砲不傷」，慫恿慈禧招撫義和團，借助義和團排外。慈禧太后派軍機大臣剛毅往涿州視察，但剛毅竟向慈禧奏稱「天降義和團，以滅洋人」 ，請求加以綏撫。團民入京後，到處殺害外國人、教徒，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攻進天津租界。各國公使要求清廷取締義和團，但未獲回應，於是從大沽口調來四百多名海軍反擊，戰爭爆發。

戰爭經過

1900年5月14日，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八國聯軍二千餘人，從大沽出發，經天津向北京推進。團民拆毀天津到北京的鐵路，又設下埋伏，在廊坊和楊村之間包圍聯軍。數千團民及二千名清軍在廊坊襲擊聯軍，聯軍死傷近四百人，折回天津。

5月31日，新一波聯軍到達中國，並在6月17日攻佔大沽炮台。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帝的名義，向英、美、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

6月26日，上海盛宣懷見大局糜爛，電請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共商對策，與上海各國領事簽訂「東南互保章程」，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各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

當時，聯軍直迫天津，清廷將襲擊目標指向各國公使，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及德國公使在北京被殺，亦勒令各國使節及其隨員離京，但各國公使拒絕，於是清軍與團民圍攻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外國外交人員及守軍築起臨時防線抵抗。當時各國士兵只有400多人，而清軍有約1萬8千人和數萬團民，仍未能攻下使館區。7月14日，聯軍攻陷天津，直隸提督聶士成陣亡。7月29日，慈禧太后命斬反義和團派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卿袁昶。8月14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由聯軍解圍。

八國聯軍兵力
國家	軍艦(首)	陸戰隊(人)	陸軍(人)
日本	18	540	20,300
俄國	10	750	12,400
英國	8	2,020	10,000
法國	5	390	3,130
美國	2	295	3,125
德國	5	600	300
義大利	2	80
奧匈帝國	1	75
總計	51	4,750	49,255

8月2日，聯軍集兵二萬自天津沿運河兩岸進發，日軍有9000人、俄軍3500人、英軍2500人、美軍2000人、法軍1000人，奧軍和意軍僅不到百人，拿著國旗虛張聲勢。8月14日凌晨，聯軍來到北京城外向北京發起總攻。俄軍攻東直門，日軍攻朝陽門，美軍攻東便門。俄軍與日軍面對的城牆較高，且遭遇的抵抗較強，各自陣亡了約100人左右。而美軍進攻的東便門城牆較低，離清軍的火力較遠。上午11時，美軍決定用梯子從城牆角邊爬上，第九步兵隊一些人帶着星條旗爬上城牆，是最先攻入外城的軍隊。雖然美軍先攻入北京外城，但被清兵的炮火壓制，難以前進。英軍中午始達北京，攻廣渠門，至下午2時許攻入。晚上9時，俄、日軍各自由東直、朝陽破門而入。8月16日晚，基本上聯軍已經佔領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光緒帝和親貴大臣離京，珍妃投井溺斃，下罪己詔，派奕劻和李鴻章與聯軍談和。慈禧太后等人逃至懷來縣，隨後又輾轉逃亡至大同，後來又逃到太原和西安。

9月，德國陸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被推為聯軍總司令來華。聯軍陸續增至十萬，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關、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內。此間，俄國又單獨調集步兵、騎兵十七萬，分六路佔中國東北。10月4日，法國向各國提出備忘錄，包括懲兇、賠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區駐軍、毀大沽炮台等六項要求；12月聯軍提出《議和大綱》十二條，12月24日迫使清政府全盤接受，後來又加入了比利時、西班牙、荷蘭。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懲治義和團罪首，端親王載漪、輔國公載瀾，發配新疆。莊親王載勛、右都御史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等人自盡。山西巡撫毓賢、禮部尚書啟秀等人處斬。四月，醇親王載灃任頭等專使大臣，赴德謝罪，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

1901年9月7日，正式簽署了《辛丑條約》，除正約外，還有十九個附件。後八國聯軍除留一部常駐京津、津榆兩線，其餘撤兵回國。
八國 佔領部分
北京外城
德國 西北區
美國 西南區
英國 東南區
北京內城
日本 東城及西城的北部
俄國 東城南部
德國 東城區的南部
英國 西城的南部
法國 西城中部
意大利 東西城各占一塊
不包括「紫禁城」的皇城
英國、日本、德國 皇城東部
美國、意大利、法國、俄國 皇城西部

影響

政治外交

八國聯軍軍事行動，以清政府與總共十一個國家簽訂《辛丑條約》為終，條約規定議和大綱十二條、附件十九項；其中規定清政府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四億五千萬即當時中國總人口，以示每人一兩），連年利息4釐在內，共九億八千二百多萬兩，分三十九年付清，以中國關稅和鹽稅作擔保，被稱為庚子賠款。俄國索取賠款最多，達一億三千餘萬兩，近全額的百分之三十。而美國則運用庚子賠款，要求中國辦學，成果就是後來的清華大學。大沽口砲台被拆毀，北京及鄰近要塞由外國駐軍，京師關防洞開。

經濟民生

聯軍佔領北京後，對北京皇城、衙門、官府、平民進行有組織的掠奪和屠殺，聯軍屠殺了大量義和團團民和普通民眾。造成大量中國人員、文化遺產和財產損失，包括紫禁城、頤和園、西苑所存文物珍寶，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古觀象台，以及各王府、大臣府邸和民間所藏文物的失竊、破壞。北京城遭到嚴重破壞，據估計，其總值價值白銀數億兩。而八國聯軍之役後，中國民族自傳心遭受嚴重創傷，慈禧太后亦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