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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2日 星期二

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湖南湘陰人,號湘上農人,清朝大臣,著名湘軍將領。一生經歷了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鎮壓陝甘回變和收復新疆等重要歷史事件。左宗棠少時屢試不第,轉而留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後竟因此成為清朝後期著名大臣,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生平

宗棠生於清仁宗嘉慶十七年(1812年),早年就讀於長沙岳麓書院,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年)成為舉人。

后入兩江總督陶澍幕府,並與陶結為親家。1851年起先後入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幕府,為平定太平軍籌劃。清文宗咸豐六年(1856年),升任兵部郎中。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國藩舉薦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撫,並組成中法混合軍和擴充中英混合軍與太平軍作戰,克金華、紹興等地,升任閩浙總督。

1864年克杭州,並受封一等恪靖伯。之後致力於剿滅東南太平軍殘部。

1866年在福州馬尾辦船廠,也就是後來的福建船政局,並創辦求是堂藝局,培養海軍人才。同年,改任陝甘總督,其間創辦蘭州製造局。后創辦甘肅織呢總局。此為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然而該廠從未盈利。

1867年2月授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參與平定捻軍。

1873年12月14日授協辦大學士,次年9月18日授東閣大學士。

清德宗光緒元年1875年5月奉命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1876年定「緩進急戰」方略,指揮劉錦棠、金順諸軍討伐阿古柏、白彥虎,次年收復除伊犁地區外的新疆全部領土,併為新疆建省開發等預作規劃。

1878年3月由一等恪靖伯,晉二等恪靖侯。

1881年2月入京任軍機大臣,10月改任兩江總督。

1884年6月入京任軍機大臣,9月以欽差大臣督辦閩海軍務。次年9月病故於福州,諡文襄。后歸葬于長沙石門鄉相竹村。有《左文襄公全集》行世。

收復新疆始末

主條目:清軍收復新疆之戰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示意图
清軍收復新疆之戰示意圖

1864年,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和同治陝甘回變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強趁機而起,出現了割據紛爭,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面。

喀什噶爾由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馬木提艾來木佔據稱王。不久,柯爾克孜族部落頭目司迪克,聯絡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亂中奪取了喀什噶爾,並稱王,逐馬木提艾來木。

馬木提艾來木致書中亞的浩罕汗國,欲借助外部勢力驅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親自到浩罕進行聯繫,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後裔請回喀什噶爾,對抗馬木提艾來木。由此引來阿古柏,其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國」盤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爭論討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認為「既事關君國,兼涉中外,不能將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師進駐蘭州,準備收復新疆。

左宗棠深思後,採用「緩進速決」的戰略,要打算展開積極而迅速的戰鬥。

「緩進」,就是積極治軍。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餉,積草屯糧,整頓軍隊,減少冗員,增強軍隊戰鬥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軍,也剔除空額,汰弱留強。他還規定,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不加勉強。

「速決」,就是考慮國庫空虛,為了緊縮軍費開支,大軍一旦出發,必須速戰速決,力爭在一年半左右獲取全勝儘早收兵。因此,在申報軍費預算時,左宗棠親自做了調查和精微的計算,他從一個軍人,一匹軍馬,每日所需的糧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軍八萬人馬一年半時間所需的用度。然後,再以一百斤糧運輸一百里為 —甲—位,估算出全程的運費和消耗。甚至連用毛驢,駱駝馱運,還是用車輛運輸,哪種辦法節省開支也做了比較。經過周密計劃,估算出全部軍費開支共需白銀八百萬兩。為防止意外開支,留有餘地,宗棠向朝廷申報一千萬兩。

當時主管財政的大臣沈葆禎,一見西征軍費的預算報告,金額甚鉅,欲攤派給各省,從地方財政收入里抽調,可是這樣一來則不易一時湊齊,有貽誤戰機之虞。軍機大臣文祥過問,宗棠親自去找皇帝和攝政的西太后陳述利害關係。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國事而自任,只要邊地安寧,朝廷何惜千萬金,可從國庫撥款五百萬,並敕令允其自借外國債五百萬。」

左宗棠同時在蘭州建立「蘭州製造局」(亦稱「甘肅製造局」),為西征軍修造槍炮。為了對付阿古柏軍的洋槍洋炮,並由廣州、浙江調來專家和熟練工人,在蘭州造出大量武器,還仿造了德國的螺絲炮和後膛七響槍,改造了中國的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抬槍。

新疆收復后,上海「泰來洋行」的德國技師福克曾在哈密與左宗棠會面,觀看了部隊的演練,見湘軍紀律嚴明,操練得法,軍火槍炮也不落後,於是說:「清軍若與俄國交戰于伊犁,必獲全勝。」左宗棠同時又建「甘肅織呢總局」(亦稱「蘭州機器織呢局」),這是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

光緒元年(1875年),朝廷上爭議出兵收復新疆,引起「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則是塞防派,並力表異議,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

李鴻章等認為:自從乾隆年間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來,每年都要花費數百萬兩餉銀,這是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現在又要竭盡天下的財力去贍養大軍西征,還不如依從英國人提出的條件,允許阿古柏政權獨立,只要他答應稱臣入貢就是了。

左宗棠力駁李鴻章,他認為:如果丟失新疆,則這塊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國勢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鯨吞,中國隨即失去西北邊防的關卡要塞和重鎮,使西北邊防無以屏障,到時中國邊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減,反而會大大增加。從全局來看,不戰而丟新疆的後果,對內必將嚴重有損國威,喪失民心;對外也必將助長列強的侵略氣焰,不利於海防。以李鴻章的主張乃是誤國,絕不可行。

當時的軍機大臣文祥為左宗棠所說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為宗棠之言深謀遠慮,上承先皇高宗之遺志,下惠子孫萬代,請陛下決策。」於是光緒皇帝和攝政的西太后下詔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副帥,擇機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戰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魯木齊城克服,「我威維揚」,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後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穩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

在戰術上,左宗棠分析:「俄雖國大兵強,難與角力,然苟相安無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禁皆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為強,至此勞師襲遠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烏魯木齊。」左宗棠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穀。1876年一年就收穫糧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


為運輸軍糧,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條路線:一是從甘肅河西採購軍糧,出嘉峪關,過玉門,運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頭、歸化經蒙古草原運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從寧夏經蒙古草原運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時,左宗棠指揮的西征軍有劉錦棠所部湘軍25個營,張曜所部14個營和徐占彪所部蜀軍5個營,包括原在新疆各個據點的清軍,共有馬、步、炮軍一百五十余營,兵力總數近八萬人。但真正開往前線作戰的只有五十余營,二萬多人。

因行軍其間要經過著名的莫賀延磧大沙漠,流沙數百里。糧草可以馬馱車載,長途運輸,「惟水泉缺乏,雖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騎一日之需,非分期續進不可」。大部隊行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人畜飲水難以解決,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進。左宗棠坐鎮肅州,命劉錦棠、金順分兵兩路,先後率師出關。他把大軍分作千人一隊,隔日進發一隊,劉錦棠走北路,金順走南路,到哈密會齊。劉錦棠率領西征軍主力自肅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約1700里,很順利地進入哈密。部隊各營到達哈密后,把從肅州等地陸續運往哈密的軍糧再輾轉搬運,翻過東天山九曲險道,分運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劉錦棠的前鋒部隊,已佔據了距離烏魯木齊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濟木薩(今吉木薩爾縣)。

5月,兩路會合。9月,首先攻下烏魯木齊。阿古柏軍二號首領白彥虎逃到托克遜。又攻克瑪納斯城,從而北路蕩平。接着集結兵力轉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後收復達板城和托克遜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兒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后。不久,左宗棠軍又收復吐魯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門戶打開,自知大勢已去,乃服毒自殺(一說被毒殺)。阿古柏的長子胡里為爭權奪位殺死其弟,率領殘部逃往喀什。白彥虎率領余眾逃竄到開都河一帶。

這時,李鴻章等海防派,又運作朝廷,發出敕令:「廷臣聚議,西征耗費巨款,今烏城、吐魯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罷大不以為然,於是又上疏抗旨,據理力爭。攝政的西太后看罷他的奏章,被說服,於是才繼續新疆收復戰。

此時,沙俄又和土爾其發生戰爭,金順建議乘虛襲取被沙俄霸佔的伊犁。左宗棠認為師出無名,反遭其謗,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軍從正道向西挺進,先收復南疆東四城: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接着收復西四城:喀什、英吉沙、葉爾羌與和田。阿古柏的長子胡里與白彥虎逃往俄國。至此,這場由英、俄兩國支持的阿古柏之亂乃告平息。見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魯特(今柯爾克孜族)十四個部落,也爭相內附。

僅一年多時間,左宗棠就指揮西征軍,攻克了被外寇侵佔的南疆八城,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領土。事畢,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緒帝和攝政的西太后嘉其功,詔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鎮建立左公祠,燒香禮拜。

新疆正式建省

左宗棠于光緒四年(1880年)正月上書朝廷,力陳在新疆開設行省的主張。並建議朝廷派員與俄國會談歸還伊犁,引渡胡里、白彥虎等事宜。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派遣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進行談判。

1871年,沙皇俄國乘阿古柏侵佔新疆之機,派兵侵佔了伊犁,宣布「伊犁永遠歸俄國管轄」,但沙俄當時實力並不強大,已在爭奪克里米亞的俄土戰爭中大敗,其駐華公使不得不在照會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說些外交辭令,稱佔領伊犁是為了「安定邊疆秩序」,「只因回亂未靖,代為收復,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服之後,當即交還」。但不料清軍果真收復了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城,被落了口實。左宗棠利用這個口實,強調俄方有歸還許諾在先,所以要先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伊犁問題。

沙俄表示,在獲得中國在通商、割地、賠款和再次調整天山以北邊界等方面做出讓步后,才能交還伊犁。沙俄一邊談判,一邊白彥虎和伯克胡里不斷武裝侵擾中國邊境。沙俄稱,如不滿足要求,「就宣布條約被撕毀,不交還伊犁」。而後,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劃界、賠款」三項要求的條約上籤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與俄人談判,沙皇包藏禍心,我今索還失地,方要我賠償軍費,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爭戰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圖訛詐。伊犁乃我國之領:亡,俄軍乘虛入侵,蹂躪我邊民,掠取我財物。我今索還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賠償軍費,如此強盜行徑,乃國際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劃定兩國邊界為名,行掠奪土地之實,雙方並未陳戰,一彈未發,我朝公然割地與人,此乃外交所不許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謂通商,其商人志在謀利,其政府意在廣設領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虛實,此種通商,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為如今之計,當先禮而後兵。我朝可更換使臣,與俄方重開談判。如沙皇一意孤行,應訴諸于武力。臣雖不才,願當此任。」 攝政的西太后被說服,於是治崇厚罪,派曾紀澤出使俄國,重議條約。

左宗棠稱:「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也,老懷益壯。」自願請行率軍屯哈密,為曾紀澤做後盾。然後,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進。命金順部出精河為西路;命張曜部駐特克斯河畔為中路:命劉錦棠部出布魯特遊牧地為西路;左宗棠坐鎮哈密親領後路聲援,號稱王師四萬,對中俄談判的中方代表是一個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時,左宗棠將其棺材從肅州運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復伊犁血戰到底的決心。

這一舉動,令沙俄聞訊火速增兵堅守伊犁,並派出艦隊游弋在海上,中國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遼寧)、山東先後警報,都處於戒備狀態。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個月,為了減輕內地長途調運軍糧的困難,改善天山運道,修築盤曲山路;籌集糧秣,發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穀。並在哈密大本營加緊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

當時沙俄剛剛結束俄土戰爭,大傷元氣,在談判桌上終於讓步。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與俄方代表訂立了《中俄伊犁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沙俄歸還伊犁,但卻割去了伊犁霍爾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的大片領土,中國賠償俄國兵費九百萬盧布(折合白銀五百余萬兩);俄商在中國新疆各城貿易,暫不納稅,對於伊犁居民,規定「願仍居原處為中國民,或願遷居俄國入俄籍者,均聽所便」。

雖然這一條約被中國認為是不平等條約,但曾紀澤確實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國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帶地方。左宗棠對這一條約表示滿意,說「中俄和議,伊犁全還,界務無損。領事只設嘉峪關、吐魯番兩處,此外均作罷論,則商務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還,松花江不許俄船來往」,而對曾紀澤也讚揚道:「劼剛此行,于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差強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請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復伊始和西征大軍未撤之威,不失時機地建省設縣。這樣順應民心,有利於百廢待舉,恢復元氣,實行切實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懇切陳詞說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時任新疆巡撫的劉錦棠,制訂了建省的具體方案。省會設於迪化(今烏魯木齊市),下設鎮迪道、阿克蘇道以下設府、廳、州、縣。伊犁仍設將軍府,但不再統帥全疆的軍政事務,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戶部奏請添設新疆巡撫、布政使各一人,除劉錦棠任巡撫外,又調甘肅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從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戰爭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爭,以及對陸防海防政策之歧見,與李鴻章素來不睦,甚至勢同水火。在是否收復新疆的問題上,兩人意見就完全相反。1884年6月,左宗棠入京任軍機大臣。時值中法戰爭,孤拔于8月全殲駐紮福建馬尾的南洋水師,戰局對中國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閩海軍務,挽救戰局。

1885年正月,屬於左宗棠的湘軍系統的黑旗軍[1]和恪靖定邊軍在「鎮南關之戰」中取得了陸地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法國茹費理內閣垮台之後,李鴻章卻罕見地在世界外交史上搞出一個特例,以簽訂了一個有利於法國的中法天津條約結局。中法天津條約的主要內容就是確認了1884年戰局對中國不利時,法國和越南簽訂的條約,其中否定了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改由法國全權管理越南。

左宗棠對李鴻章這種在1885年戰局大逆轉的情況下,卻要去簽一個對1884年才成立的條約的自傷行為完全不能理解,對當時主和的李鴻章作出以下批評:「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李鴻章惱怒之余,決定拿左宗棠的下屬開刀,指使親信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2]、台灣兵備道劉璈,使他們失去兵權。左宗棠上書為屬下鳴冤叫屈,但因為一個月后就於7月27日(陽曆9月5日)在福州病故,從此,左宗棠系的湘軍人馬不振,以至於李鴻章的淮軍自此在清廷的派系鬥爭中壓倒湘軍,控制了軍事大權,一直到北洋軍,都是清廷的主要軍事力量。

評價

正面評價:認為左宗棠之功遠高其過,胡林翼曾極力稱讚說左氏橫覽九州,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鴻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議,抬棺西行,收復新疆。左氏是湘軍骨幹,漢之民族英雄,亦為清廷認為是國家棟樑,諡號「文襄」,取其襄贊國家之舉。

負面評價:曾經在鎮壓回漢互相屠殺的同治陝甘回變時,帶領湘軍對回民進行報復性屠殺,回民頗苦之。故左宗棠在回族人中評價極差,稱之「左屠夫」。

趣聞

左公柳

左宗棠兩次率部西征,一路進軍,一路修橋築路,沿途種植榆楊柳樹。不出幾年工夫,從蘭州到肅州,從河西到哈密,從吐魯番到烏魯木齊,凡湘軍所到之處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連綿不斷,枝拂雲霄,這就是被後人所稱的「左公柳」。清代詩人肖雄有一首名詩,專為詠頊「左公柳」而作:

    十尺齊松萬里山,
    連雲攢簇亂峰間。
    應同笛里迎亭柳,
    齊唱春風度玉關。

左宗棠的同鄉及暮僚楊昌浚,應邀西行,見道旁柳樹成林,也有七絕一首:

    大將籌邊來肯還,
    湖湘于弟遍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
    引得春風度玉關。

曾國藩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1]。,諡文正,同治時封侯爵,世襲。中國清朝時期軍事家、理學 家、政治家,「中興名臣」之一,也是文學家,晚清散文「湘鄉派」創立人。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長沙府湘鄉白 楊坪(現屬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天子坪)人。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諡文正,同治時封侯爵,世襲。中國清朝時期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中興名臣」之一,也是文學家,晚清散文「湘鄉派」創立人。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長沙府湘鄉白楊坪(現屬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天子坪)人。

生平

曾國藩生於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父親曾麟書是塾師,參加鄉試到第三次、近50歲才考取秀才,常被歷史學家拿來與洪秀全的四次不第對比,有「一對寶」之笑柄,自忖功名僅能及此,從此在家鄉一心一意栽培長子曾國藩科考。

國藩自科舉出身,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殿試「同進士出身」,成為林則徐政敵、主張「鴉片上稅免禁」的軍機大臣穆彰阿得意門生,入翰林任庶吉士,之後曾敘任各部侍郎。

1853年因喪母而丁憂在籍,正值朝廷尋求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經郭嵩燾力勸,接替已被朝廷屬意派任鎮壓太平軍的林則徐;曾抵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仿傚已經成軍的湖北「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為湘軍;作爲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裝,湘軍為清帝國與太平天國作戰的主力之一。曾國藩用刑苛酷,稱「亂世當用重典」,史稱「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

1858年5月,湘軍攻佔九江,氣勢頗盛;1860年,湘軍圍安慶;1864年7月,湘軍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7月,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國荃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與平定太平天國戰功居次之湖廣總督官文雙方形成[集團政爭]白熱化。8月,奏准裁撤湘軍25000人。

1870年,曾國藩被清朝命令處理「天津教案」,此時他十分驚恐,甚至出發前立下遺囑,他深知當時中國遠非西方列強對手,因此主張對外讓步。曾國藩發布《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誡其勿再起事端,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處理「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以致後來曾國藩也覺得「內咎神明,外咎清議」。他自己也承認:「敝處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曾國藩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於總督府後,朝廷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兩江總督府病逝。朝廷贈太傅,諡文正。其家族後代多出官宦,如曾紀澤等。

曾國藩比較善於運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都與他有密切關係。李鴻章等稱呼他為老師。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

儒學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於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於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于瑣」、或 「偏於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着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

文學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

國藩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稱。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

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著作有《曾文正公全集》遺世。

軍事

咸豐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軍自湖南北出,攻克漢陽。1853年曾國藩建立地方團練,稱為湘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為主,薪俸為一般綠營的三倍左右,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

1854年,總計有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會集湘潭,誓師出征。初戰在岳州、靖港敗於太平軍,接連戰敗,曾國藩幾跳水自盡,在上書時,只能以「屢敗屢戰」自嘲。

後重整軍備,復佔岳州、武昌,太平軍勢力退出兩湖。1858年5月,攻佔九江,氣勢很盛;1860年,曾國荃包圍安慶,以「扎硬寨,打死仗」聞名。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軍抵抗湘軍,讓湘軍吃足苦頭,南京城破時,曾國藩說:「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兇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萬餘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2]。

曾國藩入南京後,湘軍大肆焚掠,「……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軍一面,則潰敗後之虜掠,或戰勝後之焚殺,尤耳不忍聞,目不忍睹,其慘毒實較『賊』又有過之無不及,餘不欲言,餘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記》)

攻陷天京后,曾國藩竟然巧言上書「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賦庫者,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見之事」。

曾國藩就地處死太平軍降將李秀成,原因可能是李秀成想效法姜維詐降。

修身

曾國藩寫過很多關於為人處世的家書,他的部分家書得到很多讀者的青睞。

他為自己立下課程十二條:

1. 主敬:整齊嚴肅,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3. 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4. 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
5. 讀史:念三史(指《史記》、《漢書》、《後漢書》),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6. 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 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8. 保身:節勞、節欲、節飲食。
9. 日知其所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
10. 月無忘其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11. 作字:飯後寫字半時。
12. 夜不出門。

評價

曾國藩死後的評價,隨時間的推移形成了鮮明的兩極化對照。有人認為曾國藩殘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即有人責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殺人過多,送其綽號「曾剃頭」、「曾屠戶」。也有人認為雖然曾國藩為滿清政府效力,但是他平定西洋迷信宗教勢力太平軍暴亂,對於捍衛中華文明具有重大貢獻。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黨人斥為「開就地正法之先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於各種政治原因,對曾國藩等封建時期的人物大加斥責。但自文化大革命後學術界政治氣氛下降后,對曾國藩的評價日趨活躍,不乏贊譽之聲。

* 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指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用「忠君報國,文武兼備,興學清廉」作為對他的評價是比較貼切的。

* 中國現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毛澤東和蔣中正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毛澤東曾說「獨服曾文正」。

子孫

* 兒子:曾紀澤、曾紀鴻
* 姪子:曾紀壽、曾紀瑞
* 曾孫:曾約農(曾紀澤孫,台灣東海大學首任校長)
* 曾姪孫:曾昭掄

參考

唐浩明,《曾國藩》四部曲,血祭、強圍、野焚、黑雨。

注釋

1. ^ 年輕時已經是北京進士曾國藩,拋棄某歌女導致此歌女懸樑自盡殉情,曾懺悔之餘乃改號為滌生,意謂[洗滌人生],見蔡東藩著作野史之清朝演義
2. ^ 歷史學家黎東方寫此說出自僧格林沁王爺奉令巡視南京驗收戰果之嘆語,非曾國藩所語

李鴻章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淮軍創始人和统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生平简介

家世渊源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許,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读多年,终于在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1823年2月15日(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

丈夫隻手把吴鉤,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1]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2];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戎馬功勞

咸豐元年(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 只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跃进到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朝卖命;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豐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皇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其後皖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翁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一戰,一敗塗地[3]。

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僱傭軍(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總督直隸及洋務運動

李鴻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終於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後又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條目#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清季籌辦北洋艦隊

創辦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 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4]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 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天津機器局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5],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6]“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7]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民,可以筹运”。

1866 年 10 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轮船招商局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8]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9]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10])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電報局、唐胥鐵路、開平礦務局等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參與。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时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1900年八國聯軍進圖京畿之際,李鴻章與兩江劉坤一、湖廣張之洞等督撫協議東南互保,甚至與革命黨人接觸,試探帝后兩宮萬一罹難後之可能政局;帝后抵達西安的消息傳出後,共和之議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願北上收拾殘局的李鴻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鴻章到京,全無談判籌碼,在各國嚴厲要求之下,經多番請示行在,終於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丑和約;李鴻章心力交瘁,簽約不久便即去世。据傳李鴻章重病彌留之際,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於清國利權的條款之上簽字,景況堪憐。

身後哀荣

李鴻章有一首臨終詩:“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銀五千兩治喪。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祠

據傳李鴻章谢世时留下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但因其家产被分,无法确定具体数目。

著作

* 吳汝綸編有《李文忠公全集》。
* 2007年顧廷龍、戴逸主編的《李鴻章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评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為不平等条约。李鸿章作为签订者,長期被称为“卖国贼”,此說在國內猶為盛行。怛近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对這位備受爭議的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正面的,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16],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清史稿· 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李鴻章熱衷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國父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 “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价是:知大勢,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价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价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优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國前總統格蘭(U.S.Grant)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法國總統,德國首相俾斯麥齊名。

李鴻章的外交,翁同龢的內政,深為清末所不滿,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對聯,上聯詠李,下聯詠翁:
司農常熟世間荒 

宰相合肥天下瘦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京城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
李二先生是漢奸 

楊三已死無蘇醜 


近代史學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乡)认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17]

李鸿章遇刺事件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到。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鴻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李鸿章照X光

1896年6月13日,李鴻章赴德访问,在德国医生建议下,李鴻章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入其头骨时(李遇刺后子弹因手术风险高而没有取出),李鴻章对此大感兴趣,并为这种新技术取名为“照骨术”。李鴻章也成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人。

后代

李鸿章有三个儿子:李经方(实为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過繼給鸿章)、李经述、李经迈。婿張佩綸之孫女即為近代著名作家張愛玲。